小智文学那一晚的风雪把松岭县的街道裹得严严实实，但并没有冻住厉野那股子要把天捅个窟窿的蛮劲。
三天。他真的只用了三天。
当我哈着白气，踩着吱呀作响的积雪推开城南那个废弃锅炉房的铁门时，一股混杂着机油味、烤红薯甜香和陈年煤灰的热浪，硬生生扑了我一脸。
原本堆满杂物的空地被清理出一块干净区域，中间那个用来烧开水的大炉子被重新生了起来，火苗子舔着炉壁，把整个空间烘得暖烘烘的。
最扎眼的是正中央的三台缝纫机。
除了那一台是新的，剩下两台显然是刚从废品站淘回来的“断腿残废”，此时却被擦得锃亮，皮带轮转得飞快，“哒哒哒”的密集声响像是在这寂静的荒地里擂起的一通战鼓。
赵卫国，那个在战场上丢了一条左腿的汉子，正趴在一台机器底下紧螺丝。
他满手黑油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听见动静一抬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那张总是阴沉沉的脸第一次有了人气儿。
“苏干事来了！”
这一嗓子，把正在裁剪台前忙活的几个人都惊动了。
我扫了一圈。
七个女人，有的背着孩子，有的两鬓斑白，都是名单上那些烈士或者伤残军人的家属。
林秀云坐在最靠近炉子的地方，怀里那个还没断奶的娃睡得正香，她的手却没停，穿针引线的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残影。
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关节上全是红肿的冻疮，有的地方裂了口子，渗出的血丝刚冒头就被她随手在围裙上蹭干，接着便又是下一针。
“都没停下，干活！”
一声低喝从角落里传出来。
厉野坐在一堆破砖头垒成的“办公桌”后面，手里正捏着半个冷馒头。
他那件军大衣敞着怀，左手腕上那块擦得锃亮的上海牌手表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还没褪去的苍白印痕。
他看见我，也没起身，只是把那份我给他的批文往桌上一拍，眼神里带着点挑衅，又带着点像是完成了任务等待检阅的得意：“看清楚了，没黑市买卖，全是‘生产自救’。”
我走过去，拿起桌上那几件成品。
棉袄极厚实，针脚细密得像机器压出来的。
左胸口的位置，歪歪扭扭地缝着一块白布条，上面用红线绣着几个字——“红星军属生产组”。
不是“厂”，是“组”。
这小子，脑子转得比我想象的快。
“做得不错。”我放下棉袄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硬皮笔记本，扔在他面前，“但光会做不行，还得会‘藏’。”
厉野眉头一皱：“藏什么？”
“藏锋芒。”我翻开笔记本，拔出钢笔，在那张简陋的桌子上敲了敲，“从今天起，别再提‘红星厂’这三个字。对外，这里就叫‘街道互助代工点’。记账的时候，把‘销售收入’改成‘劳务补偿’，把‘利润’改成‘互助金’。”
周围的机器声小了一些，林秀云她们都竖着耳朵听。
厉野盯着我，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塞进嘴里，嚼得腮帮子鼓鼓的，含糊不清地问：“脱裤子放屁，有必要吗？”
“有。”我扶了扶眼镜，目光扫过那些正在忙碌的军属，“因为‘厂’是资本主义尾巴，‘互助组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。周振国能砸了你的厂，但他不敢砸了寡妇和残疾人的饭碗。这就是规矩。”
厉野嚼馒头的动作停住了。
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喉结滚动，咽下了那口干硬的面团，然后抓起那本笔记本，扔给旁边的赵瘸子：“老赵，听苏干事的，以后咱这儿就是‘互助组’。”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这股潜流在松岭县的地下悄然涌动。
因为用料实在，价格又比供销社便宜了两成，红星组的棉袄像长了腿一样，迅速流进了周边的乡镇供销点。
甚至连隔壁县的二道贩子都闻着味儿找上门来，那个破锅炉房门口，每天半夜都停着几辆等着拉货的板车。
但好景不长。
那是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，天阴沉得厉害。
我正在办公室里帮县委办主任整理明天的会议材料，脑子里的那根弦突然崩断了似的疼。
“档案馆”示警了。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。
周振国背着手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那个总是唯唯诺诺的小刘。
他脸上挂着那种特有的、像是抹了猪油一样的假笑，手里还端着个保温杯，一进门就自顾自地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。
“小苏同志，忙着呢？”
我放下笔，起身给他倒了杯水，脸上是不动声色的恭敬：“周主任稀客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“指示谈不上。”周振国吹了吹保温杯里的浮茶，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“就是听说你最近挺关心那个……什么红星组？咱们都是体制内的，老哥得提醒你一句，步子迈大了，容易扯着蛋。”
我手里的暖壶稳稳当当，没洒出一滴水：“周主任这话我听不懂。那是民政局备案的扶贫点，我是去调研，履行职责罢了。”
“扶贫？”周振国冷笑一声，把杯子重重往桌上一磕，“扶贫能扶出一火车的布料需求？苏砚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个姓厉的昨天想通过火车站往外运货，被我扣下了。全县的物资流通，只要是大宗的，没我供销社的‘特许通行证’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！”
这就是他的反击。
掐断物流，等于掐断了红星组的脖子。
没有布料进来，没有成品出去，那个锅炉房撑不过三天。
空气瞬间凝固。
我看着周振国那张得意的脸，脑海深处剧烈翻涌。
1982年，10月，浙江，义乌。
一份带着油墨味的剪报在我的视网膜上清晰浮现——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右下角的一则短讯：“义乌县委为小商品市场‘开绿灯’，农民进城经商不再视为投机倒把。”
这是风向标，虽然还在南方，但风已经吹起来了。
我笑了，笑得比他还要云淡风轻。
我转身从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材料，连同几张照片，轻轻推到他面前。
照片上，是林秀云那双满是冻疮的手，是赵卫国那条空荡荡的裤管，还有那些用各种旧布料拼凑出来的棉袄。
“周主任，您误会了。”我语气诚恳，甚至带着点讨好，“他们哪有钱买新布料？这些都是全县老百姓捐的旧衣服，拆了洗，洗了改的。您看，这是‘捐赠登记表’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”
那份登记表，当然是我昨晚连夜编的，笔迹我都换了三种。
周振国狐疑地拿起那份表，翻了两页，脸色有些挂不住。
如果是新布，那是倒买倒卖。
如果是旧衣改造，那就是废物利用，是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。
“而且……”我压低声音，指了指桌角那份还没来得及送去给王秘书的《关于借鉴南方经验发展本地轻工副业的建议》草稿，“王秘书刚才还在问这个事儿，说是县长想把这个‘军属自救’的典型报到市里去。周主任，这时候要是传出咱们供销社卡了军属的脖子……这政治影响，恐怕不太好吧？”
周振国的三角眼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他盯着那份草稿，又看了看我那张人畜无害的脸，最后皮笑肉不笑地站了起来。
“行，小苏。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护着这帮人了。”他把那份伪造的登记表扔回桌上，“不过你记着，没有原材料，光靠这些破烂旧衣服，我看那个姓厉的能撑几天！”
他走了，带着一股子没撒出来的邪火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后背全是冷汗。
这一关是蒙混过去了，但周振国说得对，原材料断了。
本地的棉布被供销社垄断，南下的火车皮被卡死，厉野手里现在除了那几台机器和一帮张着嘴吃饭的人，什么都没了。
夜深了，雪越下越大。
我回到筒子楼宿舍，刚想烧点热水泡脚，窗户突然被人轻轻敲了两下。
三楼。
我一惊，拉开窗帘，一张冻得通红的脸贴在玻璃上，冲我呲牙一笑。
厉野像只野猫一样，单手扒着窗台，另一只手拎着个油纸包，利索地翻了进来。
落地无声，那是侦察兵刻在骨子里的本事。
“给，热乎的。”
他把油纸包扔在床上，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肉包子。
“你疯了？这是县委宿舍！”我压低声音，赶紧把窗帘拉严实。
“正门那看门老头睡得跟死猪一样。”厉野不在乎地抖了抖身上的雪，大马金刀地坐在我的床沿上，也不客气，抓起我的搪瓷缸子就灌了一大口凉水。
喝完，他抹了一把嘴，眼神变得像刀子一样锋利。
“南边的路断了。周振国那个王八蛋，跟车站打过招呼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我坐在椅子上，没动那两个包子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厉野沉默了一会儿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，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地址。
“我在黑市认识了个上海佬，倒腾化纤边角料的。那种料子不要布票，虽然质量差点，但做工装正合适。他能搞到货，还能用卡车绕开火车站送进来。”
我不说话，等着他的下文。
果然，厉野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一种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憋屈：“但他只要现金。五万。”
五万。
在这个大米一毛四一斤的年代，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
房间里死一样的寂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声呼啸。
厉野低着头，双手死死搓着膝盖：“我想过了，把那几台机器抵了，再把老赵他们凑的那点钱加上，能有个五六千。剩下的……我再去黑市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……”
“你去黑市只有一种结果。”我打断他，“那就是二进宫，这次没人救得了你。”
厉野猛地抬头，眼圈发红：“那咋整？看着厂子散伙？看着秀云姐她们再去捡破烂？”
我没理他的情绪，弯下腰，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。
打开，里面是一叠叠捆得整整齐齐的大团结，还有几张定期存单。
这是我重生回来后整理出的全部家当，也是上辈子那个唯唯诺诺的苏砚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。
“三千二。”
我把盒子推到他面前，“这是我的全部积蓄。”
厉野愣住了，看着那个铁盒子，像是被烫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把手缩回去：“你……”
“不够，我知道。”我语气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“剩下的四万多，明天早上我想办法。”
“你想办法？你去抢银行啊？”厉野瞪大了眼睛。
“跟抢也差不多。”
我看着他，伸出手。
厉野犹豫了一下，伸出那只布满老茧、冻裂了好几道口子的大手，狠狠地握住了我那只拿笔的手。
两只手紧紧扣在一起，一只粗糙滚烫，一只冰凉细腻。
“信我一次。”我说。
“命都给你。”他回。
送走厉野，我根本睡不着。
脑子里的“档案馆”还在疯狂运转，这一次，我锁定的不是什么红头文件，而是此时此刻，正躺在县财政局后院那个隐秘保险柜里的一笔死账。
那是时代的灰烬，也是我唯一能抓住的火种。
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。
凌晨五点半。
我穿上大衣，把领子竖起来遮住半张脸，走进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风雪里。
目标，县财政局家属院，李会计家。